2023年11月13日，第二届大运河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临平举行。研讨会以“之江问道 泽润临平”为主题，围绕大运河佛教文化、大运河佛教历史人物研究等议题展开研讨。中国计量大学教授邱高兴提交了论文大纲《大运河佛教文化：内涵、特质及研究进路》，邱高兴教授在论文中阐述了大运河佛教文化的内涵及特质。摘录邱高兴教授论文主要观点如下：

 

古代社会，人们“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水路是成本较低、通行便利的一种交通方式，因此中国人开凿沟渠，以利通航的时间非常早。司马迁说“荥阳下 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 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 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注：《史记·河渠书》）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魏国、齐国等都有开挖河道的记载，如楚庄王时期（前 613-前 591），孙叔敖曾经导沮水形成云梦大泽，疏通近长江的水路，可以说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注：参见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公元前 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连通长江与淮水的人工河道，这就是邗沟。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因迁都大梁，开始开凿大梁为中心沟通黄河与颍水的鸿沟。这些早期运河的开凿构成了今天大运河的雏形。隋炀帝时期，是开凿运河的高峰期，分别开凿了通济渠、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其中通济渠与邗沟相连，邗沟南接江南运河，构成了从洛阳东行南下的水路。永济渠则北上到涿郡（北京）。元代后，运河截弯取直，开通了从北京南下直通杭州的京杭大运河。

 

除了隋唐大运河外，钱塘江南岸还有从西兴出发一直到宁波的浙东运河，全长约250多公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萧山官河、城河，经过衙前镇抵达绍兴，然后再往东至宁波。大运河孕育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伴着缓缓流淌的运河水，一代代人们的生活与信仰，层累集聚，构成了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大运河文化，而佛教文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运河佛教文化的内涵：时空、类型、主客

 

关于大运河文化，我们可以从物质精神两个侧面加以理解：

首先，它是人类所创造的人工水系，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文化。它以人力的方式，开凿沟渠，改造自然，形成了新的人化自然景观。这种景观经过历史变迁，成为自然水系的一部分而融入自然。也有部分需要人类持续不断地投入完成。

其次，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文化遗产，是一种精神形态的文化。这种文化自人类开凿运河而诞生，也因时代变化而拓展延伸。

 

作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文化，既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动力的前提，也是利用自然的一种方式。由此衍生出和运河相关的漕运文化、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注：参见姜师立《中国大运河的内涵、特质及分类研究》）。

 

基于大运河文化的总体概念，大运河佛教文化应当是大运河文化下属的一个佛教专门领域的文化，可从时空、类型等几个角度来把握。从时间角度看，大运河佛教文化包括了自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在大运河沿线各地的传播的佛教文化。美国学者霍尔指出：“ 时间是所有文化的基础，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时间观念，时间观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大运河佛教文化同样是在时间中产生、发展的文化，就其时代性而言，文化的传承、创新同样具有历时性特征。

 

从空间角度看，我们理解的空间，既不是空间绝对论，将空间理解为容纳物体的容器，独立并先于万物而存在，也不是空间相对论，以“场”代替“物” 的观念，将空间规定为关系的场所。（注：解丽霞：从“容器 ”“场所 ”到“社会 ”：西方哲学空间叙事的现代转向）大运河佛教文化所涵盖的空间更多是一种社会空间。在社会空间中，人类主体、日常生活、空间生产构成了相互连接的三重关系。大运河佛教文化作为流动的空间文化，在南北不同的空间中，通过佛教的信仰实践，构建了从佛教徒、佛教建筑、佛教行为、社会习俗等，并与地方文化互动的文化空间。在空间中，佛教文化可以是“近观”的形态，即坐落于或分布于大运河周边（近距离）的运河与佛教文化的交融体，包括遗址、景观、信仰活动等。也可以是“远观”的形态，即由运河扩散至周边的大运河佛教文化的空间形态。

 

从类型看，因为佛教文化本身的多面向，所以大运河佛教文化也就包括了佛教典籍、佛教哲学、佛教艺术、佛教遗存、佛教非遗、佛教历史等的主要内容。单就这些佛教文化的内容看，它不具有专属性，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涵扩性的观念。

 

大运河佛教文化的特质：水行南北，佛化众生

 

水行南北，佛化众生。在大运河佛教文化的形成中，离不开两大要素，一是“人杰”，即作为行走主体的人，对于佛教而言就是佛教的信徒，即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一是“水流”，由人力所造成的水流动的空间场所。没有人，运河不可能出现，没有文化，运河是灰暗的；没有运河，人的视野是短浅的，信仰的流动是受限的。因此，大运河文化，是由人和人造自然物构成文化景观，佛教文化景观是其中的一抹亮色。“风景是以文化为媒介的自然景色”，在风景的叙事逻辑中，“它（风景）既是再现的又是呈现的空间，既是能指又是所指，既是框架又是内容，既是真实的地方又是拟景，既是包装又是包装起来的商品”。（注：[美]米切尔编，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当其成为风景时，大运河作为一种水上高速公路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工具，而同时渗入了人的主体意义。这种主体意识中就包括了哲学、宗教等形而上的维度。因而大运河佛教文化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在南北文化流动中，以佛教文化为线索，串起、沟通和融合南北方人的精神世界。

 

研究进路：七大研究进路大纲

挖掘运河文化中的佛道文化资源，研究大运河佛教文化，展现运河文化多样化的形态可以有多角度的切入。

1、大运河佛教文化典籍的整理。

2、大运河佛教文化人物的研究。

3、佛教遗存与运河。

4、佛教诗歌与运河。

5、佛教风俗与运河。

6、佛教光影与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