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信徒到编辑——我与佛教

 

1983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北京居士林导师正果法师，在北京广济寺内授三皈五戒，我在其座下成为三宝弟子。当时，我对佛教是一无所知，幸好北京居士林内，有一些油印佛学书籍可以借阅，也有结缘品供众学习。我身处其中，明显感受到一股众生平等的氛围。于是，我常常去感受佛教的独特魅力。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佛教方面的书籍非常有限。净慧长老创立“法音文库”，将《法音》上刊发有分量的文章结集，或借助方面的通俗读物，逐渐出版一些佛教读物。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最初是由《法音》连载刊登，再后来结集成书。这本书普及，对居士了解佛教有很大的帮助。我也是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而初入佛门。

 

对于佛教徒来说，除了有自己的皈依师外，还会有一位依止师。我的依止师就是妙华法师。我原来在《首都建设报》工作，那是一份属北京市委城建工委的刊物。我是副刊编辑，曾经在刊物上编辑过他云游散记类的文章。1996年夏，妙华法师推荐我到《法音》编辑部工作。妙华法师当年是年富力强的教务部副主任，教务部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核心部门，对全国佛教教务工作、落实宗教政策、规范传戒、接待各地来访者、回复僧人的来信，事无巨细。他工作能力强，深受赵朴老的器重。他的文笔极好，云游散记都能汇成一本文学书。我在这方面受到他的影响很大，所以自认其为依止师。他始终坚持僧人本色，一生以讲经著说为根本，不任方丈，当年放弃副主任的职位而常住寺庙。其后就是坚持讲经说法，同时在社交媒体上，解答疑问。妙华法师为人谦和，知识广泛，文笔又好， 更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是较具影响力的僧宝之一。

 

《法音》的前身是《现代佛学》，创办于1950年6月，1953年成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刊。1964年停办。1981年复刊，更名为《法音》。我就职《法音》编辑部时，当时的主编是净慧长老。净慧长老是虚云老和尚门下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当年随侍虚老，耳睹目染，也将虚老的弘法利生的精神继承下来。他兴复祖庭，重振宗风，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生活禅，为当代佛教史写下浓重的一笔。净慧长老主持《法音》工作时，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特别要求编辑部工作人员要努力勤奋，把握“帮忙不添乱”的原则。《法音》是宣传宗教政策、维护教徒的合法权益、弘扬正法，以及佛学研究方面的重要阵地。在他的领导下，刊物成为全国佛教界宣传工作的一个平台。他面试我时，问我读过什么经？我支支吾吾地应对。我想净慧长老还是看到我的慧根，他勉励我，勤能补拙，要为佛教事业奉献己力。只是，那时自己的知识储备量，实在难以支撑会刊的工作。幸好编辑部同仁都是大善知识，给予我很多帮助。编辑部的工作氛围很好，大家都做好本分之事。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都会主动读书看报。在编辑部工作，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当时佛教界出版的杂志和图书都会寄到《法音》杂志社，与之相交换，我正好负责拆封上架杂志，借此时机，拜读过很多文章，渐渐也领悟到办刊的要点。

 

一般的稿件要刊发，要经过选稿、修改、删节不符合要求的内容。文章决定刊登后，一、二、三校，最后还要通览一遍。仅这几步走下来，我在不觉中对各类文章已经反复读了几遍，年年如此，相当于进行强化训练。新闻出版总署对出版物本来就有严格要求，而于佛教期刊而言，还有其专业性和特殊性，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比编辑一般刊物的力度要大，认真程度要高。宗教无小事，学习老法师的编辑经验很重要。王雷泉回忆过一件往事：大概是在1983年，净慧法师说：我们会里本来要出个文件，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家觉得怪怪的，出家人怎么去坚持呢？便去请示朴老。朴老在字面上改了一下——“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朴老既要做好党的宗教工作，同时又要维护佛教界的权利，这就是家的智慧。

 

作为编辑人员，我认为编者还要有使命感，要看到教内存在的问题，查找道风下滑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让佛教事业健康发展，这才是文章的出发点。我自知水平有限，但是赖佛吃饭，不积累，何以酬劳？这如同竹鞭，深藏地下三年以上，当破土而出，则疯狂成长，成为顶天立地的竿子。学修同理，积累磨练是渐悟，拔地之一刻时，是顿悟。渐顿，但都不能离开闻思修、戒定慧。

 

伟大的释迦牟尼佛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人物。他不仅有神奇的加持力，最重要的是佛理，让我知道无常迅速的真理，因而倒逼人去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于短暂的人生去体悟生命的价值。佛陀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不独树自己为至尊，他讲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称佛作祖。在他的影响下，我上求佛道， 也能虚心求教。日久之功，也就储备一定的知识体量。我总结为——淘百家米，熬一锅粥。其实要说，我的学识是“麻袋上绣花——底子潮”。但你要认清自己的短板，看到别人的优点，这样才可以放下身段，才有向善知识学习的勇气。同时，要正确地评估自己的优势，才能增长信心。我于传统文化甚爱，写写画画，也就造就字外功夫。有曰：金石刻画臣能为。

 

朴老是宗教领袖，但是他的诗词、书法，在社会人士中广泛认知，扩大了他的知名度，而朴老以书为媒，广结善缘。金石书画是编辑者提高素质的下手处。

 

从事佛刊的编辑工作，也带动我的写作兴趣。我写作有两条：一是善于积累资料，二是善于思考问题。当我手头资料具足，马上手写，修修改改，变成了文章。我写文章，所列的题目，可能是三年前就设定了。当编辑久了，看到各种各样的文章，视野也宽广。当你写文章时就不会去做重复之功。我非常欣赏梁启超的一句话：“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代师。”写文章要有感而发，有思则妙，才经得起时间的洗礼。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借用一联：“身后声名文集聚，眼前衣食著书堆。”我家被图书占领，满架图书成小隐，一庭风月自韶华，天天自我陶醉！众人多问，这么多图书，你都读过吗？为此，我还专文回答此问。严格地说，所藏图书，有的根本就没有读过，如《甲骨文辞典》《书法大字典》《辞海》《辞源》《民国价格史》等等。工具书大如砖头，平时用不上，用时方便查阅。还有一类，如医书——《黄帝内经》《针灸大成》《医宗金鉴》《永乐大典• 医药部》等等。这些专业书，也是文化热点，必须了解。“书如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愚。”

 

众多书中，我对《三字经》最感兴趣，章太炎总结说：“通经义，知史法。”而我最喜欢读，并随身携带的书就是《菜根谭》。第三本书就是赵朴初的《佛教常识答问》，这部书百看不厌，看似浅实则深，它是引你到佛门的必读书。

 

“书是思想的种子”。钟叔河说，“我因为寂寞，所以读书；我因为怀疑，所以读书；我因为无知，所以读书。”此话，道出我的心声，我就怕灵魂跟不上，只能用学习来填充自己的生活。读书是获取知识的源泉，还要会读、善读书。同时，要读有字书，也要体悟无字真书，这就叫参宇宙之妙谛。读书不在多少，而在受用。即曰：“不关文字，不离文字”。学佛当是从文字般若开始的。读书为了明理，明理则促践行，践行才能成为会干事的人才。

 

我也说不上专门去研究，但一直关注着当代的学术动态，写过一些专业性文章。作为编辑，我编辑过《正果法师示寂十周年纪念文集》《正果法师诞辰110 周年纪念集》《观空法师译著集》《一诚老和尚文集》《一诚老和尚影集》《传印长老影集》《弘一法师手书嘉言集》，这书都是为人作嫁衣。但严格来说，我个人所写的文章若结集成著作，也是成果，毕竟编辑都是做无名英雄，只待缘时。

 

二、从编者到作者——我看《广东佛教》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写的文章在《广东佛教》上发表， 从此与《广东佛教》搭上良缘，我由编者转身成为作者。尤其是达亮法师主持刊物后，他的工作更主动，视野更宽广，作者队伍集纳更精，刊发的文章更有系统性。感谢《广东佛教》成为我发稿的平台，让我这个“土八路”之文章，刊登于全国佛教界最具影响力的版面上。比如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各行各业都讲自己领域的辉煌成就。而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佛教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这方面的内容并没有相关的部门组织人力撰写。当达亮法师来电与我交流，提到此事时，我就认领了这项任务，文章先后在《广东佛教》上连载七期，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爱国爱教、教务、教育、文化事业、公益慈善、港澳台、对外交往等方面基本梳理清楚。今年恰逢中国佛教协会成立70周年的节点，我那七期连载的文章，经过修订和添加插图，便构成了《新中国佛教事业发展简史》。说起来，这是《广东佛教》成就的因缘，让中国佛教的亮点光照于世。

 

在建党百年之际，又在达亮法师邀约下，我写了《学党史——看党的宗教政策之发展》之长文。文章系统地总结党的宗教政策之递进，演示出曲折发展的过程。既歌颂党的宗教政策，也反映宗教信仰之自由之心声，更表达报恩之真情。如果没有《广东佛教》编辑部的策划与约稿，这段历史将会淹灭，若如同考古一样，费力去还原历史真相，将是一段遗憾。

 

我说这些，只表达一个思想，办刊要有使命感与前瞻性。这个前瞻性，既要有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国家情，观照社会发展过程，也要能对异质逆流作出预判。天气预报可以准确未来几天的风雨变化，而媒体人则用佛法智慧预判事业发展之顺逆，这就是使命感。

 

我认为，办刊人还要组织些批判性的文章。所谓的批判，就是对自己领域内出现的问题，要使用监督权。对我行我素、败坏佛教事业的人与事，要坚决抵制；对一些人抵毁佛教，要发出佛教界的怒吼。此外，办刊人还要加强服务信众的意识。佛教丰富多彩，但如何下手？生活中的烦恼如何化解？学修中的疑问，都可以用佛法找到答案。可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再请人回答问题。解决信众的疑惑，这是一种服务。又如，把全省传戒等重大法事活动，事先刊登出来，方便信众悉之，这也是服务。给出家人一个学习心得发表的平台，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事业之中，这又何尝不是服务？

 

《法音》与《广东佛教》同为协会会刊，性质相同，都是服务于佛教的协会组织。因此，刊物应该反映这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佛教协会每年要做的事情，刊物上要紧密配合会务开展工作。二是，各地佛教新闻报道，也是会领导了解情况，及对寺庙加强互动的纽带。三是，服务于国家发展之战略，佛教界自然有优势，加强双方了解，汇集合力，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佛教界当仁不让。而媒体人则为半个智库，可以出主意想办法。

 

首先，选编稿件要有性。党和国家倡导的工作，佛教界要学习贯彻。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际，佛教界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样的稿件要优先刊发。因为，来稿复杂，符合要求的不多，可以召开专题座谈会，组织相关人员撰写专稿，这叫主动出击。

 

其次，对区域内的文化要深入挖掘。如岭南文化、粤港澳大湾区之文化特色、海上丝路的佛教交流。媒体人多为高知，有着策划能力，也有组织能力，有意识去做，刊物还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另外, 还可以做一些特刊，比如“海丝”主题的，提前约稿，然后用一期的刊物专做这个主题，提高其影响力。

 

第三，逐渐增加学术性文章的篇幅。所谓学术性文章，并非是艰涩高深的文章。佛教常讲：是真佛只讲家常！不是自我表扬，僧人的光头习惯，能省下多少水资源！僧人的斋饭，从古至今都是光盘行动的垂范。寺庙文物成为文化的阵地，为社会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举几个例子，西方自诩民主社会，而原始僧团的管理办法就是——羯磨，即民主议事制度，至今还有意义。西方社会的拍卖会，实际上起源于对黑奴的拍卖。而古代僧团就有对亡僧遗物处理的制度，称为估唱。辩论会，也是起源于佛教。还有戏曲的历程，也是庙会的说唱解经活动演变而来，《敦煌变文集》中都能找到依据。如果整理挖掘，或研究成果选编刊发，渐渐会提高贵刊的层次。

 

第四，佛法是百科全书。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科技愈发展，越能证明佛教的伟大。如，量子力学、天文学上的暗物质、暗能量，都证明了三千大千世界，芥子纳须弥的整体世界观。因此，佛法与科学、佛法与心理学、佛法与死亡学等等，都是深入研究的方向，要深入寻找与未来社会发展的契合点，杂志上要在这方面下些力气。

 

第五，加强自身建设。过去的僧团是一盘散沙，新中国成立，真正有三大语系的教团组织，佛教成为党与信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从此，僧人的地位提高，生活有了充分保障，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佛教事业，使信众们在和谐的环境中，深究中华文明，阐扬传统之国学，探究学术之真知。太平无事不忘君恩，佛教要加强自身建设，杂志上也要开拓版面来讨论。

 

广东省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佛教》则是这个阵地中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它们不仅在深厚积淀的岭南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当今的粤港澳佛教中，扮演着牵头人的作用。广东佛教不仅是区域文化的代表，同样在全国佛教界也是旗手。他们坚持不懈，努力弘扬禅宗——六祖文化，在海外联谊、交流文化、慈善事业上，都为当代佛教增添浓重一笔。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广东佛教》，不仅是广东佛教发展事业蒸蒸日上的记录者，也是佛教传播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它虽然晚于《人海灯》杂志，但是代表了广东省、乃至全国佛教媒体主阵地之地位，令人刮目相看，令人赞叹。

 

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办刊宗旨，做为教内的刊物，其办刊的原则：坚持党的工作总方针，坚持党的宗教信仰政策之贯彻。宣传宗教事务管理、为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为教徒的解情答疑、树立正信正行的学修实践。《广东佛教》作为会刊，肩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重任，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特别把佛教文化这张名片擦亮。扛起佛教文化弘扬这面旗帜的《广东佛教》，有这般的担当，才是这份期刊常盛不衰的秘诀。

 

今后的建议：一是坚持办刊，积累提高。二是地区刊物，全国流通。三是专题专刊，与日俱增。四是提供平台，搭台唱戏。五是，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传承、发扬、提高中国文化的魅力。

 

因为，意识形态领域要净化，压缩一些刊物；另一方面是自媒体、多媒体的网络时代，传统纸质媒体的受到双重压力。恰恰是因为媒体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工作。贵刊同仁，上下齐心，以大愿力大行动，使这个地方刊物扩展成为海内外具有影响的刊物。我作为读者，也作为作者，由衷地赞叹。归纳一句，言有物，行有恒。无论个人，还是刊物都要坚持初心。

 

近年来，许多佛教团体、寺庙己经建立自己的网站，开通微信、微博等，或通过相关传统文化论坛与自媒体、社交媒体发布的佛教言论，吸引大批社会各阶层人士来了解佛教文化，改变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但是，这些网站或自媒体、社交媒体大多数是靠居士，或非专业技术人员“把控”，传播的信息并不规范。

 

《广东佛教》公信力强，于文化传播有能力，面对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快、传播最远的信息时代，如何做好传媒？佛教界借助互联网，将佛教文化更好地弘传开来，这是我们亟待要解决的课题，希望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