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哲学家、教育家（1893-1988）。广西桂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一九二四年离开北大后，曾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一九三一年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院和中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梁漱溟先生的前生是一个和尚。其来历怎样？有何事实依据呢？

　　一九八七年，北京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那天，梁漱溟先生以特约研究员参加了会议（不一定是佛教徒，凡是文化界同佛教有关系的人，都邀请为特约研究员）。

　　在会议上，梁漱溟先生第一个讲话，他说：“我今天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以前没有告诉别人，怕人家笑话，现在我要说，一个人有前生，有今生，有来生，我的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的和尚。”

　　赵朴初会长讲：“梁漱溟先生可是从不说假话的。他首先第一个交论文，这个论文在《法音》上发表了。他九十五岁讲这个话，九十六岁去世了，我们当时少做一件事，没有追踪，应当问一下，他前生是哪一个地方的禅宗和尚？哪个寺庙？叫什么名字？”（摘自《法音》总第一一一期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世上的人，凭己的意志力不断的活动，活动反应的结果，造成自己的性格。这性格又造成为将来活动的根机，支配自己的命运。从支配命运那一点说，名曰：业报。业报，决非以一期的生命之死亡而终了。死亡之后，业的力会自己驱引自己，换一个别的方向，或别的形式，又形成一个新生命。这种转换状态，以佛教的观点，名曰：“轮回”。所以说，人的生命，全由自己过去的业力创造出来，也不是无因而生，也不是由天所命。

　　根据这“轮回”的逻辑：梁漱溟先生的前生是和尚，也就是说，原是一位修道的禅宗和尚转世的。那末，他今生又有哪些独特的性格表现呢？若要全面了解梁漱溟这个人及其思想、性格，首先，就有必要了解他与毛泽东交往的始末。

　　北京大学杨怀中教授与梁漱溟均爱好哲学，杨年纪比梁大二十余岁，一九一七年，梁漱溟受聘北大，二人遂为同事，关系更笃。梁乃常与之讨教，经常主动登门于杨家拜访。一九一八年初，梁漱溟晚间造访杨家，常见一高个操湖南口音的青年为其开大门。后来，杨教授告诉梁，这青年是他原来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学生，白天在北大图书馆上班兼学习，晚上住宿于杨家。当时，杨教授曾告诉过梁漱溟这青年的名字，但梁并未记住。

　　一九三八年初，梁漱溟带着对抗战的疑虑造访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居住地延安。梁漱溟做梦也没想到这位中共第一号人物是自己的老熟人。倒是对方的一番话唤起他久远的记忆。“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教授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教授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梁漱溟吃惊得频频点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梁漱溟在延安停留十八天。就中国抗战的前途问题，双方交流了各自的看法。无疑，毛泽东对中国抗战前途的坚定信心深深地感染了梁漱溟。显然，双方在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道路等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岐。毛泽东固然以马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认识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武装革命的方式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而梁漱溟则是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中国社会无阶级分殊的观点来认识传统社会，因而认为阶级斗争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双方分岐的焦点：一方强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而另一方注重特殊性。但是，双方态度十分友好，其分岐并没有影响到朋友间的友情。

　　一九四六年春，梁漱溟带着他的问题，即如何从现实中国过渡到理想中国的问题二访延安，希望以中共朋友那里找到好的答案。梁漱溟在向毛泽东等人讨教并历述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时，后者都没有说什么。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但彼此政见和思想都不同。

　　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争取梁漱溟支持的努力。梁漱溟是值得而且可以争取的。

　　建国后，双方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于梁漱溟这位只服膺自己内心“理性”的人，毛泽东不过是地位很高的老朋友。因此，对于毛泽东并非随意发出的邀请，提出的建议，梁漱溟都随自己的意而有所接受，也有所拒绝。这对于梁漱溟作为朋友的心态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对于听惯了交响乐和谐乐章的毛泽东而言，梁漱溟的反应则是别扭的，不和谐的。所以，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宴请梁漱溟时，邀其参加政府，梁漱溟也是基于工作方便考虑，以为还是先“摆在政府外边”好些。这在梁漱溟是真诚坦然的，但毛泽东听了则“显露不悦之色”。最终，任中央政协委员。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第一次中共会议上，梁漱溟为农民向毛泽东要“雅量”，作自我辩护，激怒毛泽东，公开与毛在大会上争吵起来，因为毛泽东不能容许有人反对他所认为是有利于国家的事。他长期在残酷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习惯：只有步调一致，言论与行动的统一，才是有力量的。不论是谁，只要他的言行有碍当前的革命事业，都应该毫不妥协地斗争。毛泽东在对待梁漱溟的事情上，也是这样，自以为是，认为真理必然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从来就不相信梁漱溟“那一套”的。过去，毛泽东不断地想争取梁漱溟与之合作，所以才会在他身上花那么大的功夫，但梁很难改造，终于放弃了再争取梁漱溟，所以梁漱溟便遭到毛泽东、李维汉等人的激烈批判。

　　中国科学院专为梁漱溟组织了几次批判会，院长郭沫若声色俱厉当面斥责梁先生，接着，他又遭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受皮肉之苦，不堪言状。在这逆境中，一切的耻辱，梁先生都能忍受下来，从而看出他的胸怀多么开朗，具有佛教“忍辱”之心。梁先生原是毛泽东的“座上客”，突然变为“鸣鼓而攻之”的活靶子。沉默了长达二十年之久。其后半生主要致力于学术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传统文化最渊博，被人们尊为“活字典”。不虞，“祸兮福所倚”，历届政治运动，都未入册，终没被政治风雨摧残丧命，幸而，他活下来。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全国几十万人戴上“右派”帽子，而他却因累年沉溺于自我反省，既无右派行为，也无右派言论而平安无事。

　　正当毛泽东逝世十周年（一九八七年），那年十月，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庆祝梁先生“九五”初度和从教七十周年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国内外的七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出席开幕式的达六百余人。梁先生上台演讲，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现代化不相冲突。其风貌依旧当年，无所讳避，议论纵横，恢宏谈吐，大放异采。

　　一九八八年三月，梁先生出席全国政协七届大会开幕式，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七届常委。四月因病住院，六月廿三日与世长辞。

　　《梁漱溟全集》一至八卷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梁漱溟与毛泽东交往始末的变化事实，检验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及其性格特征。看出他的“根机”，看出他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其思想境界是何等的高尚啊！他坎坷的一生，从没有向这个世界索取什么，而且得了九十六岁的高寿。然而，他给这个世界却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和崇高品德将永达活在人们的心中。他的前生，若不是一位修道的和尚，哪有今生这样传奇式的光辉业迹呢！佛家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正因为他前生是和尚，与一般人不一样，其修行已达到某种程度，有了悟性，所以今生才能记起前生的事。

　　再列举一位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如何悟出他前生的实例。

　　有一天，王阳明偶游僧寺，看一个僧房锁得严密，便动了疑心，要求和尚打开门看个清楚。和尚对他说，房里有一位老僧入定，已经五十年，上代交付，不可随便开关。王阳明却坚持要开门一看，和尚强不过他，只好开门。果然看到一个和尚肉身坐在龛中入定，面色俨然如生，而且活像王阳明自己的相貌。他看了心中如有所悟，觉得这个和尚，就是他的前生。抬头四面一看，墙壁上还留有一首诗：

　　五十年前王守仁，
　　开门即是闭门人。
　　精灵剥后还归复，
　　始信禅门不坏身。

　　王阳明怅然若失，便出钱吩咐寺僧为这坐龛圆寂的和尚肉身建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