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新闻网西藏讯 西藏山南桑耶寺的一座偏殿内，不到十平米的空间，僧人普布次仁正和五名同事一起登记一件十七世纪的鎏金佛像，从检视、拍照到输入电脑入档，内容将包括文物名称、类别、级别、年代、质地、外形尺寸、质量、完残程度、保存状态等14项基本指标。这，是西藏首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一幕。 

目前西藏全区国有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有1295处，其中近九成收藏单位为寺庙，寺庙保存文物数量在全国为最多。寺庙中如何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如何获得僧众的信任和支持？这都将很大程度影响首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效果。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走进西藏。

西藏寺院僧众积极支持参与首次可移动文物普查

普布次仁是桑耶寺里专职法器传承的高僧，在庙中颇有威望，他的参与也让更多僧人信任。普布次仁对可移动文物普查非常赞许。他坦言，文物普查不管国家重视与否、不管麻烦与否我们都要做。“以前大家对一些法器、佛像没有足够的认识，现在不同了，都知道这属于文物。现在社会上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文物赝品太多，也已经冲击到寺庙所藏，虽然桑耶寺还没发现，但他听说别的寺庙已经发生佛像被偷盗、被置换的事情，因此通过这次文物普查，把寺院里的家底摸清存档，能够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普布次仁的说法，从西藏自治区可移动文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洛桑扎西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前些年，山南地区陇子县破获了一起文物盗窃案，接到消息后，洛桑扎西和几个同事火速赶了过去，仔细察看了追缴回来的文物，他的心立马凉了半截——全是赝品。而丢失文物的寺庙若不是接到报案尚不知文物被盗，更不知文物早已被掉包。僧人也无法接受，明明是建寺以来珍藏许久的怎么会是假货。

这样的事情不是孤例，由于寺庙文物档案的缺失，即使丢失或是被掉包，也很难被发现。“所以，可移动文物普查也是保证文物安全的重要手段。”洛桑扎西说，正因如此，首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在各寺庙普遍受到僧众们的支持。

同时，西藏自治区普查办秉持“谁拥有，谁登记”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原则，积极争取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协作；为普查工作有效推进，组织专家编纂、印制了涉及文物法律、法规、文物鉴定知识等内容的双语版《西藏自治区可移动文物普查宣传与工作手册》向各寺庙发放，让僧人对此次普查有大致了解；将僧人纳入此次普查员队伍中，不仅弥补了宗教知识等方面人才的匮乏，也使僧人的积极性得到了有效提高。山南区文化文物局调查员西洛说，可移动文物普查不改变属性，现在僧人对普查已经比较认可。

西藏可移动文物普查：巨、细、难

事实上，西藏的可移动文物普查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从零开始，因此，西藏在文物普查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并完成档案建设及保护的任务。

西藏的文物博物馆建设工作基础十分薄弱，绝大多数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甚至连最基础的藏品登记账目还未建立，洛桑扎西说：“西藏的可移动文物普查，不是查漏补缺，而是从零开始，从头起步。”他更是把西藏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概括为三大特点：巨、细、难。

以文物收藏和管理条件、技术力量相对较好的布达拉宫为例，官方曾宣称有十万件文物。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估计，仅包括佛像、唐卡及金银器、玉器、瓷器等，而浩如烟海的古籍由于文献多为藏文，翻译整理所需时间长，因此未列入此次普查的范围内。而记者在布达拉宫的坛城殿看到，工作人员在狭小的空间里进行佛像登记。仅仅这座坛城殿就有700座大小佛像，还有十几个类似的佛殿需要登录。工作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众多的佛龛以及灵塔上面还有很多宝石，不仅要数清楚，还要称重、测量等，并检查有没有裂纹、磕伤。这些都要登记在备注里。有时候，仅一个灵塔上就有数以千计的珠宝文物需要统计。最高的灵塔有12.5米，工作人员还需要爬上去，对灵塔上镶嵌的各类珍宝逐一拍照登记。这是对工作之细的要求。

而工作之难则体现在看似简单的普查工作也会遇到一些学术性问题。比如，如何界定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布达拉宫里数量众多的小型灵塔是不是可移动文物呢？对此，布达拉宫管理处副处长、研究员索南航旦也很疑惑，“大型灵塔没法移动可视为不可移动文物，那么小型的呢，就算能移动也很费力，那么是按重量还是按尺寸来界定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呢？”

在登记普查从零开始的同时，人才的缺乏是更挠头的问题。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曲珍介绍，为了弥补基层普查人员专业力量的不足，自治区普查办协调全区现有的专业力量，从全区范围抽选了40名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组，以不断巡回基层普查教学和试点现场并直接参与现场工作的方式，对基层普查工作进行授课、示范、指导和审核。在道路不通的地方，普查小组甚至采用骑马等方式到达现场。从去年初至今，区普查办已派出40余人次，先后对6个地区近30个普查现场进行了现场示范和工作参与。“希望能在2016年底完成普查”，她说。(文：应妮)

西藏自治区普查办的索朗杰布在林芝羌纳寺现场进行可移动文物普查培训的现场教学。他以一幅唐卡为例，一边量尺寸一边细致讲解唐卡的登记方法（图：徐秀丽）